（一）

（二）

（三）

（四）

（五）

（九）

（十）

以，通「已」，止也。意思是不得已非說不可。

「屑」，潔也。認為某人不潔而加以拒絕。

心領神會、自覺自證而有所得也。

心性之學是孟學的核心思想，孟子既肯定人性之善，以為循此一途，發而外用，天下之事，由個人即身成聖成賢，推至保民而王、無敵天下，無不可為。依孟子之見，「人皆可為堯舜」（〈告子下〉，2），所謂「反身而誠，樂莫大焉」（〈盡心上〉，4）、「有為者，亦若是」（〈滕文公上〉，1），這些道理，孟子具現於一己之身，可說是深悟實證之所得，也因此而完成其個人之德性生命，成就了「百世之師」的聖人地位。

然而反求諸己的存心養性功夫，既不假外求，又何勞孟子汲汲奔走，大事鼓吹？因為孟子深切瞭解在那個以攻伐征戰為能事，諸侯一味用兵爭強，以圖霸業的年代，「道心惟微，人心惟危」的事實，凸顯更甚，故必要借助外力以喚起人性之覺醒，而所謂「謹庠序之教，申之以孝悌之義」（〈 梁惠王上〉，7），必須由上而下，化民成俗，近悅遠來，方為可期。我們看孟子與弟子的對話，他的角色，有時像個政治觀察家，有時又彷如心理諮商師，當他向時君宣揚仁政理念時，梁惠王虛心地說：「寡人願安承教」，齊宣王說：「吾昏，願夫子輔吾志，明以教我」，這時的孟子滔滔不絕、侃侃談論「保民而王」之道，既勉人君為「王者師」（〈滕文公上〉，3），其內心又何嘗不以此自許？

孟子既明白人易蔽於耳目口腹之官，競逐於物，而失其本心大體，則天下擾擾，「諸侯放恣，處士橫議」（〈滕文公下〉，9），莫不根源於此，於是慨然生起「當今之世，捨我其誰」之大志，也願仿效伊尹的「使先知覺後知，使先覺覺後覺」（〈萬章上〉，7）的精神，終能成為繼孔子之後，歷史上的另一位偉大的教育家。

說起孟子的教育家精神，似乎有幾點脈絡可尋：

（一）母教的薰習

根據漢朝劉向的《列女傳》及韓嬰《韓詩外傳》的記載，「孟母三遷」與「斷織」的故事，千百年來早已成為家喻戶曉、膾炙人口的教材。孟母深明大義、教子有方，為年幼的孟子，塑造了良好人格的初基，「三遷」顯示孟母對環境濡染的重視，「斷織」則顯出孟母機會教育的明斷，這對孟子的啟發一定很大，孟子後來對弟子與時君的教導，也很能掌握隨機境教，孟母的影響可說是既深又遠。有人說：「母親是孩子的第一所學校」，證之於孟母，誠非虛語。由此，我們更明白家庭教育的重要及可貴。

（二）孔子精神的感召

禮記學記篇提到「善教者使人繼其志」，這句話用以形容孔孟，可以說得到了最好的印證。孔子一生滿懷濟世的熱誠，雖然在政治上未能親睹「仁政」理想的實現，然而透過教育，不但宣達了他的理念，他本身的人格，也為當時及後代樹立起一種典範，孔門師教，傳為千古佳話，孔子也因而擔起了「萬世師表」的重責大任。此後，願意師法其人、繼承其志的，在三千及門弟子中，一定不乏其人；然而真正挺身而出又能形成氣候，將孔子思想與精神發揚光大的，則非百餘年之後的孟子莫屬。

閱讀孟子一書，我們發現，孟子對孔子的仰慕，用今人的說法，近乎是一種「偶像的崇拜」，他不時地讚嘆孔子或引述孔子之言，他說：「自有生民以來，未有孔子也」（〈公孫丑上〉，1），孔子是「可以仕則仕，可以止則止，可以久則久，可以速則速」〈同前〉，是集三聖之大成的「聖之時者」，「乃所願，則學孔子也」。他不僅致力於儒學，張揚孔教，有趣的是，連他的人生道路，也與孔子頗為相似。他也曾帶著學生周遊列國，推廣「仁政」「王道」思想 ，結果一樣到處碰壁，不受重視；他講學時一樣著重啟發式教育，不厭其煩；當他說出：「予豈好辯哉？予不得已也！」（〈滕文公下〉，9）彷彿是孔子「知其不可而為之」的精神再現；而所謂的「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，如欲平治天下，當今之世，捨我其誰也！」（〈公孫丑下〉，13），那種拔山蓋世的氣概，與孔子的「天之未喪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」（《論語•子罕》，5）簡直如出一轍，宋朝的朱熹因此說道：「自堯舜以下，若不生個孔子，後人去何處討分曉？孔子後若無個孟子，也未有分曉。」《〈朱子語類〉》，說明了這一前一後的「至聖」和「亞聖」，以超乎常人的氣魄和意志，成就了他們不可動搖的「百代宗師」地位，有如兩顆光芒熠耀的星辰，在歷史的夜空裡，相互輝映著。孟子僅僅是私淑孔子，卻把孔子的教育家精神展露無遺，讓後代的知識份子，如唐朝的韓愈等，也深受感發，樂效其志。

（三）時代環境的刺激

孟子用世心切，而以生民先覺者自任，必有他不得不如此的客觀形勢存在，河南程氏外書說的好：「孔子之時，周室雖微，天下諸侯尚知尊周為義；至孟子時，七國爭雄，而天下不知有周，然而生民塗炭，諸侯是時能行王道，則可以王矣。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，故孟子所以勸齊之可以王者，此也。」可為而不為，能行而不行，孟子豈忍坐視？可惜各國君王雖以賓師之禮相待，仍惑於其他策士說客的主張，急於用征戰等速成方式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，孟子縱有滔滔雄辯的口才，他獨倡仁義的愛民之治，終被視為窒礙難行，遙不可期。最後只好退而與弟子萬章、公孫丑等著書立說，以另一種形式來教化世人，完成他個人的生命理想。

孟子思想最可寶貴的地方，便是對人性之善的肯定，只要本心自覺，人的內在價值飽滿自足，就可以超越外在有形的各種困限或誘惑，昂然立於天地之間。這種無須仰仗他力而能使人尊貴的方法，孟子稱之為「天爵」（〈告子上〉，16），它是人生通關的真正護照，行走世途最好的護身符。可惜世人惑於知見，迷失本心，以假為真，貪小失大，主體性的自覺，被強大的欲求壓縮障蔽，人的自由與尊嚴，蕩然無存猶渾然不覺，孟子所謂：「人有雞犬放，則知求之；有放心而不知求，哀哉！」（〈告子上〉，11）說的正是此意。

這種「心為物役，主客異位」的現象，明朝的王陽明先生以〈詠良知〉詩做了很深刻的比喻：「拋卻自家無盡藏，沿門托缽效貧兒。」陽明先生對孟學有很深的契悟，以為良知本心作不了主，是十足可悲可嘆的。故曾對從遊學生揭示「致良知」之教，因為一般世俗之人，既無可免於耳目之官主導心性的危機，導致「心隨物轉」的沈陷，那麼受教學習，以提撕警覺，就成了必要的功夫。

孟子雖未明示他的教育理念，但在教導弟子、指引人君或與時人的對談中，處處展現出一種教育家的卓識與情懷。要而言之，有如下幾點：

（一）養而後教

孟子不僅是一位道德的理想主義者，更是徹底的生活實踐家。他的整體思想，自然具有濃厚的人性關懷，可想而知的是，當他遊走四方，行銷他的王道理念時，他一定親睹民間疾苦的真相，在戰亂所導致的窮荒歲月裡，看到「民有饑色，野有餓殍」（〈梁惠王上〉，4），惻隱之心，油然而生，忍不住發出：「善戰者服上刑」（〈離婁上〉，15）的獅子吼。

人君治民，其重點不外乎兩端：一為民生，二為教育。設教興學是化民成俗、鞏固國本的百年大計，然而「民以食為天」卻也是不爭的事實，所以當務之急是必須以養民為先 ，養之而後教之，然後才能建立起國家社會的秩序。孟子說：「明君制民之產，必使仰足以事父母，俯足以畜妻子，樂歲終身飽，凶年免於死亡，然後驅而之善，故民之從之也輕。仰不足以事父母，俯不足以畜妻子，樂歲終身苦，凶年不免於死亡，此惟救死而恐不贍，奚暇治禮義哉？」（參例證（一））孟子認為「無恆產而有恆心者，惟士為能；若民，則無恆產，因無恆心。苟無恆心，放辟邪侈，無不為已。」〈引文同上〉，這是就一般人情而言。「恆產」是百姓恆常可賴以治生的產業，如田宅等，這是生活的基本保障；「恆心」則是指人恆常保有的善良本心。「無恆產因無恆心」，孟子一語道破，點出人性的需求是有層次的，初級需求，在於根本的存活問題，具優先性。換言之，假如人在生命安全受到威脅，最基本的衣食安頓都不得滿足時，難保不會失其本心，鋌而走險，做出越軌的行為；此時若大談心性修養，顯得多麼空泛虛渺，不切實際，除非是自覺心強大，「義利之辨」（〈告子上〉，10），明徹於心的士子，孟子肯定地說：「士窮不失義，達不離道」（〈盡心上〉，9），一般黎民則必有待於君王發政施仁，「省刑罰，薄稅斂」，生活免於饑寒，壯者才得有暇日，修養孝悌忠信。這與管子牧民篇說的：「倉廩實則知禮節，衣食足則知榮辱」的意思相類。

然而人心的沈淪，是無時無刻不可能發生的，環境窘迫既可成為一種墮落的理由，富裕安逸一樣能令心志頹靡，所謂「富歲子弟多賴，凶歲子弟多暴」（〈告子上〉，4），百姓一旦衣食無虞，生活免於匱乏，屬於初級需求的生存問題得到解決，努力的目標必會有所轉移，這也就是人異於其他動物的地方，人性不僅止於對生存需求的滿足而已，在心理上勢必有更高層次的想望，如自我實現、被肯定及尊重、對愛與自由的追求等，這一部份若沒有好好開發，很快就會產生空虛、無聊、煩悶之感，從而墜入感官嗜欲的競逐中，身而為人的價值便無從顯現。此現象在今日富裕的社會裡，更見普遍，而孟子當時能預見及此，疾呼「飽食暖衣，逸居而無教，則近於禽獸」（〈滕文公上〉，4），可見孟子對人性的瞭解與關懷，深具前瞻性，已然超越了謀生層次，為政者固然要先安頓民生，但教育才是孟子真正關注的重點，若是養而不教，人性需求不升級，任其放逸怠惰，其所衍生的後患，將更甚於洪水猛獸。所以對於百姓先「養其口體」，「使民養生喪死而無憾」，只是「王道之始」（〈梁惠王上〉，3），而後「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」（〈滕文公上〉，3），以「養其心性」，這才是為政者繼養民安民之後，進一步以善教民、德化天下的「王道之終」。

（二）以人倫教育為本

孟子雖提示為政者養民安民的重要，但他的教育理念，主要是針對人性中更高級的需求，也是最可貴的部份，來進行一連串的鞭策和砥礪，完全是一種人文精神的展現，把一個人的價值，由小我個體發揚出來，推擴出去，在人群中實現自我，完成理想。

孟子雖肯定「人性本善」，但不否認放失本心的可能，故又強調存養與擴充的重要。而存養與擴充的功夫，必見之於生活實踐中，表現在群己關係的對待上，才可檢驗出修養的火候，王陽明先生說的：單是「心上求」還不夠，要能經得「事上磨」方可，如果淬練不足，像佛家所說「思時是悟，對境生迷」的情形，就可能一再重演。所以，良心的自覺必須是無時無刻的，尤其在各種人事紛擾的狀況裡，往往就是最好的情境考驗。

孟子想到的是堯舜的存心，以為人在衣食飽足之後，若未施以教化，不免怠惰放逸，秉賦的善性良知便可能因物欲擴張而被蒙蔽，「聖人憂之，使契為司徒，教以人倫：父子有親，君臣有義，夫婦有別，長幼有序，朋友有信 。」（〈滕文公上〉，4）孟子對聖人之憂，感同身受，明白人倫失序的嚴重性，所以鼓勵人君「設庠序學校以教之」，更標榜設學立教的宗旨在於「明人倫也」。人倫指的是五種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關係，實則涵蓋一切人我群己的關係，其中父子倫，是藉由事親、祭祖來啟發人根本的愛心；兄弟倫則把家庭倫理放大，擴及到「四海之內皆兄弟」，建立「人道」觀念，視所有人類如我的同胞手足，彼此間有最基本的尊重；朋友倫是一種德行生活，因為人需要不斷地進德修業、規過勸善，才能有所提昇；再通過一個組織或體制的規畫，去作群體的教化，這是「德治」，也就是儒家的君臣倫 （參曾昭旭先生〈五倫的現代意義〉一文）。五倫講的都是與愛有關的人際關係。前面提過，一個人的修養功夫如何，人格成熟與否，必然是在團體生活中與他人互動交流時，方見真章。我的慈孝或友悌，誠信或忠貞，不論是上下還是平行的對待，總是有一個對象存在。所以，人格修養表現在倫常之道中，以孔子的話來說，就是「躬自厚而薄責於人」（《論語•衛靈公篇》，15）；用孟子的話來講，就是「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」（〈離婁上〉，4），這是最基本的態度。更進一步，還要有「養老尊賢」、「憐孤恤貧」這種人道關懷的情操，由「親親」而「仁民」，由「仁民」而「愛物」，遍及一切人我的良性互動，如此，不但個人在良好的人際關係中獲得了自我肯定的滿足；人倫之間的和諧美好，更是社會國家安定、進步的力量。聖人著眼於此，所以將人倫之教列為教育的首要項目。宋朝大儒朱熹承襲孟子的觀點，也曾摘取五倫之教，作為白鹿洞書院學規的總綱，認為學者終其一生不過學此而已。可見孔孟先哲的教育，是一種心性道德、生命修養的教育，與今日西方科技教育環繞民生需求而發展的，有著明顯差異；科技知識的教育，帶動繁榮與進步，帶給人類許多方便，但也相對帶來了無數的危機和禍害。最大的傷害，恐怕是因競爭而導致的自私，為貪功求利而漠視群己關係的和諧，置人類真正且久遠的福祉於不顧；由此觀之，孟子的教育理念，強調人倫的重要，對治人心，可以說是超時代的，值得每一個現代人深思，並作為終身必修的課題。

（三）秉於自覺心的發動

談到個人的存心養性功夫以及人倫之間的良好互動，這一切本是基於一種自發性的善意，是出於自覺，不是被驅迫、強制履行的義務。這和西方的知識教育又有明顯不同，知識教育著重在人類生存與集體安全問題上，如資源的開發、利用及合理分配等，使人都能擁有免於匱乏、免於恐懼的自由，那勢必要以法律來強制規範，守法成為一種義務，人人遵守既定的法則，避免逾越、侵奪，人身始可獲得基本的保障。

孟子的教育理念，超乎生存問題而提昇到心性修養層次，特重群體生活的和諧，基本上這是一種善意，善意的前提是自由而非被要求，就像人性中都有對愛的需求也願意愛人一樣，這些都不是教條或義務，而是基於自覺心來發動的。因此，我們可以說，孟子的心性教育，其實就是一段「本心自覺」的活動，這個看似簡單實則深刻的道理，卻最容易為一般人所忽略。我們習慣順著耳目感官朝外攝取知識或捕捉見聞，漸漸遺忘了這個具足於內的心靈財富。而「自反覺照」以「啟發自性」，就成了復現本心的功夫，它既是學習的本身，同時也是學習的動力。

英文裡的「教育」一詞，在拉丁文的原意是「引出」，這個意思相當耐人尋味，意味著教育的本質，重在「引導啟發」，而非一味「填塞注入」。一個人的秉賦潛能若得到開發引導，那麼不管是藝能或知識的學習，都將變得輕鬆而愉快。如果把「引出」這個含意，用在孟子的觀點上，更加妙不可言，引出的是人本具的良知善性，教育十足成了「自覺覺他，成己成物」的過程。

本來自覺可以是當下一念的猛醒，不需藉助任何外力，然而人心卻常念念生滅不息，醒覺與昏昧，迴環起伏，往往不能自已；有的甚至未能發用而懵懂一生。孟子說「聖人」是「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」（〈告子上〉，7），也就是所謂的「先知先覺者」。唯有聖人—真正的覺者，能透悟本心，時時反觀，掌握自我，屹立不搖，從而扮演「啟發後知後覺」的角色。

古今以來，像這樣的聖者，都是人生世道上的引路人，如釋迦牟尼悟道成佛，「佛」的梵語意思就是「覺者」，指的是「自覺覺他，覺行圓滿」的人，以後他為了「開啟眾生如佛一般的知見」，遊化世間，說法度眾四十九年，就像一位偉大的導師。佛家肯定「人人皆可成佛」，這和孟子「以先知覺後知，先覺覺後覺」、「人皆可為堯舜」的看法，有異曲同工之妙。此外，公元五百年前的希臘哲人蘇格拉底，雖從不以老師自居，但他的身邊也總是環繞著一群熱切求知的年輕人，蘇格拉底謙稱自己只是個「愛智者」，他認為智慧是人所共有，他只是幫助他人將自身已有的智慧再生而已。他往往不直接傳授知識而擅長用一問一答的對話，引發人思考、論辯真理，這個方式也與孟子作風近似；所不同的是，孟子的啟發是針對人性中的良知良能，喚起人心自覺，如對「夜氣」的涵養（〈告子上〉，8）等，是屬於愛心的啟發，與蘇氏偏向於知識的啟發有別。

總之，一個覺性高的人，他的學習一定是自發性，積極而主動，如舜的「樂取於人以為善」（〈公孫丑上〉，8）。這股力量的強大，不但可以完成自我的教育，也是教育他人的熱力來源。孟子的教育理念是秉持自覺心的發動，其理在此。

（四）士尚志

如果說「自覺」是學習的啟動力，那麼「尚志」便指出了學習的方向，以孟子教育觀點來說，那就是成就一個道德生命的方向。

凡是對學習有過深刻體驗的人，沒有不明白心志主導行為，對我們一生具有關鍵性的影響。所以古來學者，談論「立志」的文章，不勝枚舉，長久下來，就多被年輕學子視為老生常談而不以為意。其結果是，忽略了立志的重要，使得心無從著力，於是四處散逸，糊塗一生，實在非常可惜。我們要知道所謂「真理」，必定是通過許多的驗證，又經過長久時空考驗，才凝聚形成的人生智慧，即使被泛述為陳腔濫調，並無損於它的價值含意 。相反的，正由於其普遍性與概括性，而更顯其可貴。立志的重要，所以被學者廣泛討論與強調，大約也是如此。

《禮記•學記》提到古代教育，將「辨志」列為第一年要考核的項目，明末學者張爾歧據以發揮，闡述深刻，他說：「志異而習以異，習異而人以異」，點出「志意趨向，不可不辨」的道理。回到孟子的教育理念上，當齊王之子問他：「士何事？」時，孟子幾乎是不假思索地回答說：「士尚志」，並且進一步講明「尚志」就是「居仁由義」（〈盡心上〉，33）。乍聽之下，又是陳腐不堪的氾道德論，但我們卻不可不去理解孟子背後的深意。孟子面對兵戈不斷、舉世滔滔的亂世，不但他個人有擔荷天下的志意和勇氣，同時也對一般士子寄以厚望，他說：「無恆產而有恆心者，惟士為能。」（〈梁惠王上〉，7），「待文王而後興者，凡民也；若夫豪傑之士，雖無文王猶興。」（〈盡心上〉，10），其中的期勉之意恐怕大過於實際意義。知識份子本來是國家的中堅份子，其言行思想不但左右社會風氣，也影響一國之興亡。孟子深知此理，所以才會勉勵士子要高尚其志，以引領人群。

如何「高尚其志」？「居仁由義」只是略舉而已，統而言之，孟子則是勉人「立乎其大者」。孟子認為，人之一身，「體有貴賤有大小」（〈告子上〉，14），耳目口腹等器官，不會思想，易為外物所蔽，是孟子所說的「小體」；心則不同，能思能辨，孟子稱為「大體」。專顧聲色口腹之慾而忽視心性修養的，是「養小而失大」，呼應前面所說的，這種人生，仍然只落在謀生層次，並沒有往上提昇。若能「先立乎其大者，則其小體不能奪也。」也就是說把大體的心志先立定，耳目感官等小體，就不能動搖心，而以心為主宰了。「尚志」的深意，就是要人撐起主體性，盡人之性，成為一個人格獨立自由、能夠發揮善性良知功能的道德生命，以凸顯人的尊貴價值，這叫做「踐形」（〈盡心上〉，38），否則徒具形軀，甚或以小害大、以賤害貴，則比禽獸更為不如。宋朝陸象山先生深悟其理，每用以教導弟子，反覆叮嚀，有人批評他說：「除了『先立乎其大者』一句，全無伎倆。」象山先生聽了，非但不以為忤，反而更加確信「先立乎其大者，是教育入手處」。這是本乎孟子的，也是有識者的共見。

以上是對孟子的教育思想加以蠡測所做的推論。「理念」可據以作為施教的大原則，至於方法，則是靈活多變的，所謂「運用之妙，存乎一心」，這個「心」就是施教者一片「反身而誠」的熱心了。孟子在這一部份，也做了許多的示範，或是以言立說，或是以身垂教，時至今日，展讀孟子，其人高大的身影，彷彿穿越時空而來，立乎眼前，直接為我們展演教育家的淑世精神。

孟子的許多論述，可以被當作是教育方法的最佳教材，不論是對弟子暢述心性修養或是為時君講論為政之道，往往觸機而發，適時援用妥切的譬喻、生動的描述，化艱澀的理論為淺顯的事例，很自然地能夠引起聽者興味。類此循循善誘的解說方式，在孟子全書中，俯拾即是。例如：揠苗助長、一暴十寒、杯水車薪、茅塞頓開：：：等等 ，沿用至今，早已成為人人耳熟能詳的成語典故，不僅故事內容，對教者或學者深具啟發性；就是孟子這種善於取譬和耐心引導的態度，都為施教者提供了寶貴的示範。今略作歸納如下：

（一）､以教學者立場來說，孟子提示的作法–––

１、因材施教

孟子比較直接具體談到的教育方法，書中有兩處（參例證（三）、（四）），但不論是及時對弟子的點化，或依個人德性、才能來加以誘導，因時因地隨機應答，乃至於他所說的一種類似「激將法」的「不屑之教」，說穿了，都重現了孔子「因材施教」的精神。孟子曾說過「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」是人生三樂之一，有人據此而認為孟子的教育傾向於「精兵主義」，有如今日的能力分班，缺乏有教無類的熱誠，這不免斷章取義，曲解孟子原意。所謂「英才」，與其指資質優異者，不如說是敏於好學、識見宏遠之才，因為後者較前者更加可遇而不可求，若僥倖得到了，孟子對「薪火相傳，後繼有人」忍不住產生殷切期待，自然由內心生出一股悅樂之情，這正足以顯見孟子的教育愛以及他深厚的使命感。人的才性，本來就各有所長、各有所短，最重要的是，為人師者，不可對弟子輕言放棄，應該善加引導，使每一個受教者都能獲得激勉，適才適性，發揮所長。

２、以身示教

「模仿」是我們與生俱來的本能，也可以說是最自然的一種學習，人從孩提時期一路成長到大，過程中，不斷在生活的環境中「有樣學樣」，耳濡目染的結果，不知不覺塑造出千百種人來。（所以營造良好的環境，提供給下一代學習，一直受到大家廣泛的重視。不過，今天社會經濟富足太快，以致許多人目標由人轉向到物，注重外在的設備，往往忽視環境中的人為因素。）孟子站在教育者的立場，深切體認施教者的一言一行，所作所為，攸關重大，早有「身教重於言教」的想法，他說：「身不行道，不行於妻子」（〈盡心下〉，9）；又說：「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；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」（〈盡心下〉，20），說明了為人師長應當具備的基本修養，就是「以身作則」，如果自身不能履行正道，甚至昏憒迷亂，不明事理，卻要求他人遵行義理、奉公守法，不但難以說服家庭中的成員，更遑論教化其他的人，而錯誤的言行思想可能帶給年輕後學不當的模仿，因而誤人子弟，尤值得所有施教者深自惕勵。

３、勤學不斷

「活到老，學到老」，雖是一句老話，今天講來，卻更具意義。因為從知識技術層面看，科技資訊的發展不斷推陳出新，學習腳步一旦停滯，即成落伍，故需時時刻刻「溫故知新」（《論語•為政》，11）；若從人際溝通方面來說，因競爭壓力而導致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緊張，使現代人必須擁有更高的協調與自處能力，所以要常常「三省三思」（《論語•學而》，4）。這些都有待於學習，才能使我們在挑戰風險、忍受挫折之餘，活得自在而坦然。一般人尚需如此，身負教育重責的師長，豈可荒疏？可惜許多人雖熱中於新知的汲取；卻常常忽略心性修持的重要，孟子在此提醒我們：「人病捨其田而芸人之田；所求於人者重，而所以自任者輕」（〈盡心下〉，32）；孟子的這句話與近年來流行的一句廣告台詞：「要刮別人的鬍子之前，別忘了先刮自己的鬍子」相映成趣，指出了一般人的通病：作父母的，可能像韓愈〈師說〉一文裡說的「愛其子，擇師而教之，於其身也則恥師焉。」作師長的也可能因職業慣性，求全責備於人，而無暇自我鞭策，孟子另有一極具警示性的話：「人之患在好為人師」（〈離婁上〉，23），老師本來扮演「傳道､授業､解惑」的角色，自有一定的尊榮，但萬不可自居權威，本身必須在德業各方面不斷精進，若一旦「好為人師」，表示自以為足，不再虛心好學，終將淪為抱殘守缺的教書匠。

４、堅持理想

孟子對人性之善，充滿高度的肯定與期待，因為這一部份不但內在於我，而且是充分具足，不像世俗權勢名利之取得需仰仗他人，而其加之於人身的禍福利弊，負面效應往往遠過於正面作用；心性的潛修則不同，既是操之在己，且若能用心開拓，不僅成就自身，還可澤被天下。正因其無關於智能高低，人人可期而至，孟子因而期許人要「高尚其志」，他所標舉的境界，就像《大學》經文說的「止於至善」，絲毫不容有半點折扣，而孔孟的「至善」之境，都是「推己及人，達於天下」的，等於把一個人的存在價值，由內而外，充分發揚，難免令人望而生畏，認為高不可攀，但孟子卻從未放棄這樣的追求。且從孟子和弟子公孫丑之間的一段精彩對話來看，公孫丑稱讚「夫子之道」，極為高尚美好，卻感覺難如登天，無法企及，因而勸孟子降低標準，好讓他可以達到而願意每天孜孜不倦地去學習。孟子用了兩個譬喻來說明理想目標的堅持，他說一個偉大的工匠或箭術高明的師父，絕不會因徒弟的愚拙，而改變或放棄自己的尺度，君子教人的道理，也是如此，自己樹立一種典範，他人自然樂於跟進，若降格以求，失去章法原則，就不堪為人師表了〈（盡心上），41〉。這樣的啟發，在師道淪落的今日，尤其耐人尋味。

５、權衡適中

施教者堅持理想，這是原則的把握；但方法富有彈性、可以靈活來運用，必須因時因地因人而制宜。這在「因材施教」一節裡，已略作論述。此處再援引孟子有關通權達變的一些說法，以見教學方法活用的重要。孟子談權變的例子有不少，不管對人或對事的判斷，當一個人面臨兩難的情境而必要取捨時，孟子強調仁心的本質不改，而是在禮義輕重之間，作一考量，取其傷害輕者為之。以舜的「不告而娶」為例，不告父母而擅自娶妻，就現代人眼光來看，這種行為都是錯的，但舜慮及父母頑強心態，告知必遭橫阻，終將斷絕香火，而犯了古禮「無後」之大忌，是為大不孝，於是做出勇敢的抉擇。舜此舉乃是基於更大的仁孝之心，孟子因此肯定地認為所有明達事理的君子，都會認同舜的作法 （見〈離婁上〉，26）。又例如孟子評伯夷、伊尹、柳下惠的作為，雖尊之為「三聖」，但境界各有所偏，而稱許孔子集三聖之大成，叫做「聖之時者」，就是因為孔子處處表現了一種合乎中道又能應時而動的精神。其他篇章論取與之道（〈離婁下〉，23）、辭受之道（〈公孫丑下〉，3）、捨生取義（〈告子上〉，10）：：：等等，都無非是權衡的運用，不暇一一列舉。總之，身為說教者，孟子教給我們的，既是一種生活的智慧，無形中，等於也傳授了我們教學的技巧。在現今一味填鴨式的教育裡，如何避免僵化刻板、一成不變的教學模式，訓練學習者靈活思辨、明智判斷，以因應各種變局而又能不失大體，孟子的權衡理論，值得取法。

孟子還有許多觀念像「易子而教」（〈離婁上〉，19），施教過程中，不要「揠苗助長」（〈公孫丑上〉，2）等，對現代「望子成龍、望女成鳳」心切的父母而言，都彷如當頭棒喝，切中要害。易子而教的理由，是因為父子責善，不免求全而傷情；揠苗助長，往往因貪求速效而適得其反，兩者都是「愛之適以害之也」，這個現象在今天極為普遍，我們不得不嘆服孟子的先見之明。

（二）從學習者的角度來看，孟子提供的寶貴經驗是–––

１、眼界要高、腳跟要實

幾年前流行一句勉勵年輕人的話：「人生有夢，築夢踏實」；近年又有所謂「人生因夢想而偉大」的說法，幾乎成了熱門的廣告台辭。其中含意，包含兩層，的確值得細嚼。試想人在年少時，有幾個不會編織夢想，對未來滿懷憧憬的？「夢想」應該是一個理想的目標，它使人生充滿希望，但要美夢成真，而不致成為虛幻的空中樓閣，前提就在於腳踏實地，如果不能務實經營，夢想將很快幻滅。孟子在幾千年前就已經說出了這番道理，他舉孔子「登東山而小魯，登泰山而小天下」（〈盡心上〉，24）的例子，目的是要年輕學子高瞻遠矚，器識宏闊，以追求至善至美的人生境界。但孟子也深切瞭解年輕人可能犯的毛病：妄想立竿見影、一步登天，腳步因倉皇錯亂，而後繼無力，終致半途而廢。所以他用了水的譬喻，他說源源不斷湧出的泉水，總是流滿地面的坑坎，再繼續往前流，最後才能注入大海；不像七八月之間的暴雨，瞬間傾盆而下，但來得快，去得也快，田間溝渠轉眼乾涸（參〈離婁下〉，18）。孟子要我們學的是務本踏實的精神，細水能夠長流，是因為有源有本，而且是「盈科後進」（同前），以此比喻學習，就是勉人要循序漸進、按部就班，事實可以證明，靠表面功夫而浪得的虛名，終究是經不起考驗的。

２、心無旁騖、學貴有恆

專心致志和持之以恆的功夫，是所有學習的勝敗關鍵，這是人盡皆知的道理，孟子也曾經再三強調過。有一回他對齊宣王的施政發表看法，就一語道破了世俗人的通病，他以學棋和種植兩事來譬喻，恰好說明了這兩種功夫的重要。「假設有兩個人同時向一個圍棋名師學棋，其中一人聚精會神，專注聆聽；另外一人，心神外馳，不時想著彎弓搭箭去射天上的飛鳥，結果成效如何，不難想見。又如植物的培養，需要陽光空氣水分的適當滋養，如果曬它一天太陽，又冷凍它十天，就是生命力再強的植物，恐怕也難以存活」（參〈告子上〉，9）。孟子這兩個例子，點出學習時，心的難以把持，不是「一心二用，無法專一」；就是「隨興作為，難以持久」。不過一般人即使知道問題的癥結所在而想加強對治，也多偏向知識和技能的學習來考慮，殊不知聖賢著眼於更細微的心性修持上。孟子說的：「學問之道無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」（〈告子上〉，11），其所謂「心」，指的是仁義本心，也就是人與生俱來的善性良知，我們很難想像「心」的微妙不定，孟子曾引孔子的話來形容：「操則存，捨則亡，出入無時，莫知其鄉。」（〈告子上〉，8），可見放逸迷失在人生任何一階段都隨時可能發生，而造成我們行為的偏離，所以必須時時保持醒覺，存養功夫不容間斷。孔子曾稱讚弟子顏回說「其心三月不違仁，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」（見《論語•雍也》，6），讚許的就是顏回心性修養功夫的專注持恆，常人輕忽了這一部份，要能貫徹到底，自然不容易。我們應該明白，良心自覺是一切學習的基礎，也是我們最重要的生命功課。

３、心悟體證、貴在自得

孔子曾說過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；好之者不如樂之者」（《論語•雍也》，20），這句話說出了學習的三種層次：「知道一個道理」，可能是經由他人的告知或是透過書本的學習，這是從外加諸於我的，可能帶有強迫性，這樣的認知，並不可靠，也不一定能派上用場；若進一步「喜歡這個道理」，表示已經有了「心」的思辨作用在其中，隨時印證於生活，由被動變成了主動，這是學習上的一大跨越；孔子欣賞的則是第三種境界的人，由認知到喜歡，最後是「樂在其中」，樂以忘憂。這種人，就像顏回窮居陋巷，依舊不改其樂，也像孔子本身的自述：「發憤忘食，不知老之將至」（《論語•述而》，19）、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」（〈里仁〉，8）。求道何以能達於此種境界？孟子說的「欲其自得之也」，用今天的話來講，就是學習者本身內心的一股強大的願力，這股力量鞭策他要「深造之以道」（〈離婁下〉，14），絕不甘於淺嘗輒止。孟子指出像百工技藝的傳授，師傅也只能將規矩法度教給弟子，巧妙之處，則有待個人心悟，無法言傳（〈盡心下〉，5），俗謂：「師傅帶入門，修為在自己」，有強大願心支撐的修為功夫，必是自發性的學習，使人願意隨時藉事練心，深入體證而樂此不疲，不管是別人以蠻橫待我或是困阨之境來磨我，都成了「動心忍性」的增上助緣，一旦通過試煉，有得於心，便能安而行之，無往不利。不再是用外在軌範逼迫的「勉強而行之」。到了「義精仁熟」之後，自然能「從心所欲不逾矩」，表現出一種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」的大丈夫精神。

孟子思想整體看來，承襲孔子的精神，而於心性部份做了更深入的闡發，他的教育理念，一語貫之，就是希望人能依循心性本具的道德良知，自覺地開發主體精神，自覺地完成德性生命。則不論從事政治、經濟或其他活動，都是善的循環。所以他的教育是從人道的悲憫、人性的關懷出發，完全展現一種「以人為本」的人文精神。

人的生命應該包含有原始生命層與文化生命層兩部份，孔子說的「君子上達，小人下達」，點出君子小人之別，根本在於彼此著眼側重的角度不同。「小人」起初的意思，可能並不含道德的貶意，因為尋求原始生命的基本保障，是所有生物的自然本能，只是人不當自限於這個層次，否則便無異於其他生物，而喪失了為人的意義。

孟子的教育理念和方法，側重在文化生命的開發與提昇，消極而言，是要教導我們遠離誘惑，使內在的清明能夠浮現出來，所謂「養心莫善於寡欲」等等；積極來說，是教我們面對困難時，逼出自己的能力，勇敢通過，所謂「動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」是也。最重要的，是教導我們學習在實存的情境中作分辨，如何拿捏分寸，恰到好處，這是權衡的智慧。而這些都是基於人倫的愛，所以是「仁且智」（子貢稱讚孔子之語，見〈公孫丑上〉，2） 的生命情感教育。而以他當時那個戰亂貧窮、人命不保的時代背景來看，人性中首要的民生需求都尚未解決，這樣的道德理想被視為大而無當，難以實現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而文明演進至今，整個大環境早已迥異於昔日，人人享有富足豐裕的物質條件，沒有了衣食匱乏的後顧之憂，孟子思想理當更切用於今日，甚至可以說是應時的良藥。

然而事實並非如此，社會進步繁榮太快，一切拜科技發展之賜，使人類誤信科學技術就像仙女魔棒一樣，不但可以解決人所面臨的一切困境，而且可以在極短的時間之內，為人類帶來財富。人人迷眩於科技的魅力，莫不縱身躍入其中，就是國際之間，也是大量投入人力財力，競相發展，以為是厚增國力的不二法門。科技掛帥，方興未艾，未來仍將主導新世紀的發展趨勢。而我們的教育老店，也在西風席捲之下，早已神不知鬼不覺地掛上洋字號招牌，人文精神被冰封在冷凍庫中，倫理道德淪為形式主義下的刻板教條。長久以來，理工學科在大學裡，成為一種尊榮的象徵，是菁英人才的薈萃之所，相形之下，人文學科，彷彿是大學殿堂裡的冷宮，收留著一些不符實用的過時古董。不僅如此，出了校門，就業市場上，也有冷暖的差別待遇，許多人因而視文科為窮途末路。這種光景，在近幾年來，才稍有改善。

不錯，科技昌明的確把人帶向了一個嶄新的領域，為人類創造了許多財富，帶給我們便捷而有效率的生活，大大提高了人的生活享受，我們從中受益無窮，絕不能輕忽它的力量，否定它的價值。但是，科學技術真的能解決一切問題嗎？科技產品真的萬無一失嗎？

這些姑且不究，而就已經浮現的問題來看，當科技與經濟活動蓬勃發展時，實用主義與功利思想也隨之潛滋暗長，侵蝕人心，傳統文化裡的純粹單一價值觀，終於不堪一擊而迅速崩解，家庭文化、學校教育與社會倫理，直接受到衝擊，最明顯可見的是，人文精神中的人性關懷因而大為削弱，許多人變得短視而急功好利，教育方向出現嚴重偏差，除了上述人文學科遭到漠視的情形外，「學歷文憑」也成為「價值」的主要取向，這些外來的操作，使人的視野頓時窄化，心靈僵滯冷硬，這和原來發展科技、拓寬視域的想法產生矛盾，癥結究竟在那裡？

原來是人對科技產業過度的開發和依賴，造成主客易位，人失去了主體精神，反而為「物」所用了。影響所及，教育功能自然也大打折扣。過去幾十年來，我們的教育可能為國家培養了許多專業人才，但不可否認，僵硬的體制也扼殺了不少年輕飛揚的生命。

這幾年，教育改革的呼聲，被有識之士，叫得震天價響，政府當局終於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，為了順應潮流，配合民間教改團體的運作，也開始研擬各項方案，計畫之多，構想之美，令人眼花撩亂，忍不住對未來的教育遠景，抱以殷切的期待。像廢除聯考，改採多元入學制；建立學習社會，打破以往「學校是學習唯一管道」的成見；推動終身教育的觀念，尊重個人自由發展：：：等等，既兼顧到國家競爭力的提昇，也朝更人性化的方向發展，這一切都將分階段逐步來完成。

儘管教改列車已經上路，但是所有的改革，恐怕都要從心靈改革做起。提到「心靈改革」，這也是近年被廣泛討論的話題，表示人心陷落的危機已受到正視，要緊的是不可流於口號形式，否則像所有流行議題，炒熱一陣，很快又被淡忘，也就發揮不了任何的效用。「心靈改革」真正的意義，我想應該就是要喚醒大家的自覺，從長計議「教育問題」—這個象徵人類希望的大工程，絕對不是教育當局一方的責任，而應該是一項群策群力的全民自覺運動，必須從每一個個人、家庭做起，配合學校、社會，人人由「心」開始，如此，教育改革才有真正推動落實的可能，教育的美麗遠景也才不致成為虛構的神話。從這個角度切入，孟子的思想，足以提供許多的省思空間，他的理念或方式，非但不落伍，還有許多很先進、值得我們細加反芻。

前面一再提到孟子認為，一個人若是「飽食暖衣」之後卻「逸居而無教」則「近於禽獸」，而比較孟子當日和我們今天的物質生活，那簡直不可同日而語。也就是說，我們現代人所享有的一切，早已超過「飽食暖衣」的水準，許多人的日常衣食，甚至可用「奢侈氣派」來形容，所以我們較孟子當時的百姓，具備了更充分的條件，來從事心性的修養，而以今天人心敗壞的情形來看，更成為刻不容緩的必修課題。可是孔子孟子在年輕人〈甚至許多成人〉的觀念中，只是一堆陳腐的死教材，完全跟生活扯不上關係，寧可究心於流行歌曲，也不屑彈唱孔孟小調，不似日本人對我們的論語、朱熹、王陽明熱切崇拜的程度。何以如此？這又必然與過去的教育有關。

前面已略微提及，過去我們為了建設台灣，擺脫貧窮落後，而著重發展經濟交通，提昇科學技術，這是情勢所需，不得不然，因而導致一般觀念，偏重實用科學，輕忽人文教育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問題就出在，在這漫長的教育過程中，談「心性修養、非關知識」的孔孟學說，被當成了「知識」來傳授，而且是「非常次要的知識」，輕輕鬆鬆即可「應付」，課堂上的「生活倫理」、「公民道德」，個個考滿分，可是實際生活中可能完全不及格，作父母老師的，也不以為意，好像教育與生活本來就是兩回事。美國哲學家杜威博士說的「教育即是生活」，這個道理，許多「大人」都不懂，又如何能責求孩子？這樣的示範，無疑暗示了學生幾個觀點：(1)孔孟思想不過就是一堆死的道德教條罷了，是看的，不是用的；(2)「實用的」東西才是好的、重要的；「非實用的」就是不重要的，聊備一格而已；(3)「知識」是萬能的，尤其是理工科學知識；「生活道德課程」，唬人的，虛應故事即可。

這樣的觀念一旦被塑成，結果一路往上，我們發現，越是高學府的學生，守法守紀的情形越差，反而不如尚保有赤子童心的小學學生。而且因為缺乏人文教養，而變得目光短淺，僥倖投機，貪求速效，急功好利。定型以後的思想，任憑你再大聲疾呼，強調人文教育重要，恐怕也是置若罔聞，除非有一天自覺。而這一切的「始作俑者」是誰呢？我們又怎麼忍對年輕學子過於苛責？

由此可見，對人對事的「誤判 」，後果有時是很嚴重的，損失的往往不是個人或一時而已。孔孟思想那裡是僵硬的道德教條？「無用之用」的人文教育具有「大用」，又有多少人明白？當我們深入閱讀之後，會發現「孔孟」雖被後人尊為「聖人」，卻絕對不是那種道貌岸然、高不可攀、神聖不可侵犯的假道學。他們都是活活潑潑、充滿睿智的生活實踐家。孟子談心性修養，強調存心養性、反求諸己，也只是要幫助我們做成一個「真正的人」—一個自律自制、自尊自信而又自由、自在的人，具有弘遠器識，充滿溫暖性格，懂得付出愛和關懷。這就是人文精神。這樣的人格養成教育，正好可以彌補實用科技教育的疏落不足，所以人文教育豈可偏廢？未來的教育發展趨勢，人文與科技教育必須雙軌並行，甚至可以說，科技教育必要植根於人文教育之中，否則資訊網路再暢通，科學技術再卓越，都無法保證不會帶來負面效應。

《格言聯璧》一書有所謂：「聰明用於正路，越聰明越好，功名學問益成其美；聰明用於邪路，越聰明越謬，學問功名適濟其奸。」一點都不錯，「聰明」是耳目感官的效能，唯有像孟子說的，以「心」為大體來主導，耳目聰明才能發揮善的功能，成為很好的工具。人文與科學的關係也是如此，前者以「人」為本，「人」本身就是「主體價值」；而後者，則是要為人所用，只能算是「工具價值」，工具是否可以產生善的效能，全看主體如何操作，所以我們的教育，一定要把主從本末的關係掌握好，把人的精神顯發出來，才不會淪為器用，帶來傷害。英國學者羅素曾說：「西方文化顯著的優點是為科學方法，中國文化顯著的優點是為一種合理的生活概念，這兩項我們希望目睹其逐漸結合」。羅素所說的能夠提供一種合理的生活概念，當是指儒家的生活倫理哲學，所以不管未來的環境如何變化，教育所追求的「合理而健康」的精神是永久不變的，這也是孟子思想所帶給我們的寶貴啟發。

郭為藩

科技時代的人文教育

一九八七

臺北：幼獅。

陳怡安

吳清基

鄭石岩

施忠連